摘要：该文探讨了经典名方中中药基原的考证方法。对于经典名方中药物基原的考证首先要获得研究所需文献，可以通过查阅文献、整理文献和选择文献3个关键步骤来完成。其次是对文献进行分析考证，通过文献中原植物的形态描述、药图、实物考古发现、实地调研、药物的产地分布等14种方法进行分析，然后再运用横向对比法，众向分析法进行综合考证以判断中药的基原。同时，与单纯的本草考证不同，经典名方的中药基原考证一点要注意方剂的时代性和校正医书局整理后所改写的方剂中的药物考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推动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稳步发展，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更好保障，2018年4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公布了《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是由中医药专家经过反复论证遴选出的100首源于古代、沿用至今、疗效确切、且具有特色的经典古方。但随着年代更迭，组成这些经典名方的中药品种和药用部位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变化。因此，为了确保古方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确定经典名方中药物品种和药用部位就显得非常关键，这就涉及到一门学问——中药基原考证。

一、什么是中药基原考证

中药基原包括中药的品种以及其入药部位。中药基原考证是澄清中药材品种、入药部位混乱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它能从复杂的异物同名品种中区分出哪个是经手过长期历史考验的传统的药用品种，为确定药材正品提供文献依据。

二、本草考证的方法

中药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长期的历史考验是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可靠保证，而这些重要的药物使用信息被记录在历代的医药文献之中。因此，要从历史文献入手去查找中药使用品种和药用部位的相关信息。

1. 查找文献

查阅文献的目的是获得相关的研究资料，查阅文献要尽量做到竭泽而渔。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查找到研究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录学知识在文献查阅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早在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就撰有《别录》《七略》等目录书籍，以后历代均有目录学专著，重要的如史书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官修、私藏目录《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而医学目录学书籍有《医藏书目》《医学读书志》《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现存本草书录》《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历代医学书目提要》等。通过阅读目录学书籍，可以比较容易地从纷繁的书籍中锁定研究可能所需用的书籍，然后再通过阅读所锁定书籍的序和目录来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以判断对书籍阅读的详略程度，以进一步查找需要的文献。此外，还要注意古代目录书籍中没有收录的医学文献，如考古发现的简册、帛书、卷子以及铭文、石刻类文献等。

古代的药物相关文献虽然在经、史、子、集类文献中都可能论述或转引，但因其为本草学专业学术类别，于其他类别的文献中记载较散，功夫主要在平日里慢慢积累，而子部本草类著作中得记载则较为集中易于查得。这里重点介绍本草类文献的查阅。由于年代湮久，天灾、战乱、以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宋以前的很多本草文献均以亡佚，而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通过其特殊的文献编写格式将其前代本草文献的精华保存在书中，过去学者查阅宋以前本草文献时，均较重视该书。但随着本草文献的辑佚研究工作，早期的本草书籍更多的被辑佚出来，如《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宝本草》《本草图经》《雷公炮炙论》等，这些辑佚出来的书籍不仅有《证类本草》所引录前代本草的精华，更有散在其他经史子集中书籍的佚文，在经过比对研究后，辑佚的书籍比《证类本草》所引录的文献更丰富，更接近于原始著作。因此当代学者在查阅文献时，更应重视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以辑佚本为最佳文献来源。

在现代研究成果中，《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册》一定要予以重视。该书按照每一位药物将清代以前的本草文献中的相关论述文字进行整理汇编，而且还附有药物的历代本草文献的墨线图和彩图，通过查阅该书可以大大地提高古文献的检索效率。但这部书籍中所收录的文献也有很多遗漏，比如民国以前比较重要的地方性中草药文献如《南方草木状》《岭南采药录》《本草求原》《生草药性备要》等均未收录。

除了清代以前的古籍文献外，民国时期及建国以后的文献也同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民国时期的《药物出产辨》(陈仁山)、《山草药指南》(胡真)、《增订伪药条辨》(曹炳章)、《中国新本草图志》(赵燏黄)等，以及建国后的地方性中草药书籍，如CNKI网上可以查询1965—1980年的“文革期间中草药数据库”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另外，近期由国外回归的本草书籍也非常值得关注。

此外，对电子文献的检索也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比较常用的电子检索数据库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医典》等，均可实现全文检索。但应注意:电子文献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检出率低，文字错误率高，因此，电子文献可以作为线索去进一步查阅原始文献，而不应作为最终的参考文献。电子文献检索出的文字一定要比对原书进行核实。

2. 整理文献

对查找到的文献要进行文献著录，最好按文献形成的历史时间顺序进行著录。在著录时要注意对文献的出处也同时进行标记。而且由于中医古籍同一书籍不同版本间也存在差异(《伤寒论》的桂枝汤几个版本，唐以前版本都没有桂枝去皮。)，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版本的文献也要标记清楚。如《本草纲目》有金陵本、有江西版本系统、有钱本系统，还有张本系统。每个版本系统又有不同的版本系统，如江西本系统中有江西本(万历三十一年夏良心、张鼎思刻)，有湖北本(万历三十四年薛三才、杨道全刊刻于湖北)，十竹斋本(崇祯年间胡正言、胡正心刊刻于南京)等10余个版本。引用文献时就要注明是从哪个版本转引而来。

如药物(忍冬)，文献摘录内容(附树延蔓，茎微紫色，对节生叶。叶似薜荔而青，有涩毛。三、四月开花，长寸许，一蒂两花，(一花)两瓣，一大一小，如半边状。长蕊。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文献出处(《本草纲目》万历三十一年夏良心、张鼎思刊刻)。再如药物(水蛭)，文献摘录内容水蛭药图(图1)，文献出处(《证类本草》刘甲本转引《本草图经》)。

这里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对于本草文献的整理要注意到本草文献“层层加注”的文献编写方式，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下文简称《证类本草》)为例。《证类本草》虽为宋代唐慎微所撰写的书籍，但书中文字内容均来自其前代本草书籍，唐慎微本人并无新增内容，书中的文字内容按照一定的文献格式进行编排，如白色大字为来自《神农本草经》的文字，黑色大字为来自《名医别录》的文字，双行小字后标注为陶隐居为来自《本草经集注》的文字，双行小字后标注为唐本注者为来自《新修本草》的文字，双行小字后标记为臣禹锡等谨按XX者为来自《开宝本草》的文字，图经曰后面的文字为来自《本草图经》的文字，药性论云后面的文字为来自《药性论》的文字等(图2)。因此，在著录时要将这些文字拆分开，不能统一写成引自《证类本草》，而应分别著录成不同的医学文献。只要了解书籍的药物文字编写格式，就不会弄错。

3. 选择确定研究所用文献

最后是对整理后的文献进行选择，对不同版本的书籍应以初刊本为首选，因为初刊本更能反映作者的本意，无法见到初刊本者，则选择公认较佳的版本。如考查《本草纲目》，金陵承龙本为祖本，钱本系统和张绍堂本系统的文字和药图则多有篡改，应以金陵胡本为标准，否则结果是不可靠的。

三、考证分析

获得研究所需的文献后就要进行中药基原的分析与考证工作了。中药基原的分析考证经常要用到一些方法与策略，以下作以简要论述。

1.本草考证方法与技巧——处处留意寻找证据

1.1 药物原植物(动物、矿物)形态的描述 古籍文献中对于药原植物(动物、矿物)的形态描述是基原考证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古代文献中对药物原植物(原动物、原矿物)的描述虽然不如现代植物学对植物的描述如此细致而详尽，但往往能抓住植物(原动物、原矿物)的形态特点，借助植物、动物、矿物分类学的知识，可以直接对其品种加以判断。《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动物志》《中国矿物志》及其各省市编写的植物志、动物志、矿物志均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如对金银花的考证时，《本草纲目》记载:“附树延蔓，茎微紫色，对节生叶。叶似薜荔而青，有涩毛。三、四月开花，长寸许，一蒂两花，(一花)两瓣，一大一小，如半边状。长蕊。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这些特征的描述可以明确的帮组判定金银花的正品为忍冬科的忍冬Lonicera japonica Thunb．，而非红腺忍冬、山银花、灰毡毛忍冬、毛花柱忍冬等品种。

1.2 药图古籍中的药物图片与文字性描述相辅相成，也是品种考证的最有力证据。历史上早期最有价值的本草图谱要推唐代《新修本草》的药图。《新修本草》凡五十四卷，计本草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药图目录一卷及图经七卷。本书之药图及图经两部分早已于宋代失佚，不得而见。现存最早的本草药图来自宋代《证类本草》(其不同版本系统如《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药图均有不同)，此外《履巉岩本草》《救荒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本草原始》《植物名实图考》《质问本草》等书籍中均有药图可供参考。古籍文献对原植物形态的描述以及药图是进行中药基原考证时最为主要的2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中医药学专业研究人员往往对植物、动物和矿物分类学知识有所欠缺，因此，在考证时遇到疑问，一定要虚心向相关专家进行请教，以避免由于知识盲区所带来的考证错误。

1.3 考古实物

考古挖掘中所发现的中药实物标本鉴定是确定药物品种最有力的的凭证，这些实物标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古代遗留下来而保存至今的标本较为难见，其价值也极为珍贵。我国20世纪70年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土出汉代10余种中药实物，包括茅香、佩兰、辛夷、高良姜、桂皮、花椒、藁本、杜蘅、姜、朱砂等。中国药物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盛放日本圣武天皇遗物的官库)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一些药材实物标本，这对研究唐代《新修本草》所收载的有关药物品种，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近代考古所发现的西汉海昏侯、成都老官山汉墓等墓葬保存的药物标本等等，都是对药物基原考证的极为重要的证据。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古代实物被发掘，要及时的掌握这些考古发现，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以补充通过文字考证工作的不足。如对明代蕲簟的来源考证中，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湖北蕲春县蕲州镇王要村刘家咀明代墓葬中出土的蕲簟、湖北蕲春竹类样品制成的竹炭进行超微结构比较分析，发现蕲簟和水竹的部分纹孔均呈1～2列纵向排列，并结合古诗词中蕲簟特征的描述，考证蕲簟原植物(蕲竹)即为水竹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 Oliv．及其近缘种。这一考证结果揭开了历史上困扰已久的四大蕲药之一——蕲竹的身份之谜。

1.4 实地调研

古谚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本草考证的工作，也一定要深入药物产地去实地考察原药材的形态。谢宗万先生十分强调实地考察在本草考证的重要性，他认为调查鉴定是搞清中药品种的首要步骤。在实地考察时会加深对植物不同品种间细微差别的直观感受，走访民间用药品种还可以开拓考证时的思维空间。谢宗万老师的品种考证工作是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基础上进行的，十分值得借鉴。如对党参的考证时，他不仅调查了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Nannf．川党参C．tangshen Oliv．管花党参C．tubulosa Kom．等党参的主要品种，也考察了地区性就地取材的党参品种，如球花党参C．isubglobosa W.W.Sm.，灰毛党参C.canescens Nannf.，脉花党参C．nervosa Nannf．新疆党参C．viridifloraMaxim．等20个品种。实地调研往往在本草考证中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史记·仓公传》:“汉太仓公淳于意治临淄女子薄吾蛲瘕……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遂愈”。这是1600年以前用芫花治病的记载。这段话对芫花没有形态方面的描述，究竟用的紫色的芫花还是黄色的芫花，从文字上丝毫看不出来。但淳于意是山东人，临淄也在山东境内，而山东境内的芫花只有开紫花的一种，根本没有黄芫花。因此，此处用的芫花应为开紫花的芫花无疑。

1.5 产地分布

动植物的生长有其地域性，不同的地域由于气候、土壤、环境等不同，其生长的品种也有别。如对半夏的考证:在宋代《本草图经》中有半夏“以齐州者为佳”(齐州即今山东省历城县)，并附有齐州半夏图。日本学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这种“齐州半夏”考订为三裂叶半夏Pinellia tripartiata Schott．然而，三裂叶半夏仅产于日本，中国并无分布，因此这种考证结果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从其药图中可以看出齐州半夏认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P.ternateBreit.，其前冠以“齐州”是为了强调此地药材的优质。

1.6 生态习性

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对品种考证也有很大意义。如水蛭，《本草图经》载：“水蛭，生雷泽池泽，今近处河池中多有之。一名蜞。此有数种：生水中者名水蛭，亦名蚂蟥；生山中者名石蛭；生草中者名草蛭;生泥中者名泥蛭”。

可见，古代对水蛭品种的划分主要依据其生长环境，分为水蛭(生长在水中)、草蛭(生长在草中)、泥蛭(生长在泥中)、石蛭(生长在山中或石上)。而石蛭、泥蛭可“令人眼中如生烟，渐致枯损”(《蜀本草》)，草蛭“于肉中产育，亦大为害”，均不作药用，因此，可以判断，正品水蛭必为生长在水中的水蛭。

1.7 植物生长周期特点

每个植物都有发芽期、幼苗期、开花期、结果期等不同的生长周期，这些生长周期(尤其是开花期、结果期)往往在古籍文献中有所记载。通过文献中的这些记载与实物进行比对，往往可以证实或证伪一些品种。如药用谷精草有谷精草、赛谷精草、华南谷精草、毛谷精草和宽叶谷精草5种，它们的外形有很多相似之处，很难通过文献中对植物形态的描述进一步去考证哪种属于正品。然而，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谷精草”条文中说:“此草收谷后，荒田中生之……九月采花，阴干”，说明本草古籍中所记载的药用谷精草的花期在公历10月前后(农历9月)。而上述5种药用谷精草中华南谷精草花期在5-6月，谷精草花期在6-11月，均不符合文献中记载的10月前后，可以予以排除。

1.8 药材特征

古人已经注意到从形色气味上对药材饮片进行鉴别，有时这些鉴别特征往往能帮组获得药材原植物的信息。如《本草图经》载:“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今蜀川、河东、陕西、川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锦文”二字，说出了正品大黄与其他同属植物在药材形状上的区别。所谓“锦文”是指大黄商品药材(去皮)表面往往可见灰白色网状薄壁组织与棕色的射线交错而成的菱形(斜方形)纹理，以及暗红橙色的放射状涡纹(习称星点，即异型维管束)。这种锦文大黄，无疑是指药用大黄Rheum officinale Baill．和掌叶大黄Rh.palmatum L．而言。山大黄(华北大黄)、藏边大黄、河套大黄等均无此锦文。由此“锦文”特征，即能帮助考订其品种。

1.9 野生与家种

植物由野生变为家种往往会导致植物形态、化学基础、乃至功效等多种变化，在中药里有时就是不同的药材。关注植物栽培的历史往往也会对于基原考证有很大的帮助。如在进行《伤寒论》中所用的“术”为白术还是苍术这个问题考证时发现：苍术则为野生品种，而古代白术有《本草蒙筌》中的“浙术”《本草纲目》中的“吴术”“浙术”“吴术”为家种栽培品，最早可能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据此，汉代《伤寒论》中所用的术应为苍术，而非后世栽培的白术。

1.10 药物名称

古人所起药材的名称有一定含义，适当推敲中药命名，如正名、土名、别名等对品种考证有一定帮助。如宋代《本草图经》中记载的“黄寮郎”是苏颂据“天下郡县图上所产药物”撰述而成，药图有失实之嫌，至明代《本草纲目》已将其列入“有名未用”之类，成了失传中药。然而，从民间药名中发现浙江对豆科植物云实Caesalpinia sepiaria Roxb．有“黄寮刺”“倒扎黄狼刺”“倒搭刺”等俗名。这些俗名和“黄寮郎”“倒摘刺”“黄榔刺”诸古名相近。“黄寮郎”当为宋时天台方言，“黄”字应是指云实黄花。“寮郎”疑“撩郎”的谐音，含招惹男郎之意，今台州地区谓挑逗人，也说撩人。我国古代妇女有戴花习俗，清《植物名实图考》:云实“花艳如金”“以为香草”“摘而售之”“云荼插髻满头”。可见黄寮郎之名大约因妇女簪云实黄花而得。这可作为黄寮郎即是云实的重要佐证之一。

1.11 药物功效

药物功效是古人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并总结而出的。中医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药物来治疗疾病，因此明确药物功效是药物基原考证的最终目的。反之，通过对古籍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也可以分析考证药物的品种。如在本草文献中通过药物原植物形态记载发现了麻莾与大麻科植物大麻Cannabis Sativa L．基本一致，为了考证《神农本草经》中麻蕡的考证是否为大麻时发现：《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麻蕡的药理作用为“多食，人见鬼，狂走”。而现代研究证明“大麻雌株及未成熟果穗含大麻树脂15%～20%，具有麻醉作用，吸食后产生精神欣快，引起幻觉及运动神经失调”，这一药理作用与《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吻合，因此可以进一步证实《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麻蕡即为大麻。

1.12 药物剂量

古人在组方时对一首方剂中各个药物所使用的剂量都会有所考量，有时通过留心方剂中药物的剂量也会对本草考证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对古方所用是枳实还是枳壳的问题考证。枳实，形体甚小，其干品平均每枚重约1g。则大承气汤仅用枳实4g(四枚)，这一剂量，与《伤寒》《金匮》二书用量规律大相径庭，又与方中其他药物用量悬殊，显得极不协调。据考证，后汉1两相当于今13.92g，称为“复秤”，汉末分1斤为2斤，称为“今秤”，苏敬认为“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新修本草·合药分剂料理法)。故仲景方中一两，约为今6.96g。该方用大黄四两，厚朴半斤，应分别折合为28g以及56g。如此，则枳实、厚朴用量相差16倍之多，令人不可思议。如能以枳壳药材平均每枚8g折算，则枳实用量为30余克，就比较合理了。据此判断《伤寒论》中的枳实可能为枳壳。

1.13 时代背景、政治因素

了解古籍作者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深刻领会书籍文字后的故事，通过分析考证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难懂或文字上相互抵牾之处，从而有助于中药基原的考订。如在对人参的考证中发现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说“上党人参，殆不复售”“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言语中已经暗示辽东参与上党参药材外观的差异，但当时辽东、上党皆属于北朝，陶毕竟没有机会了解二者植物形态的不同，只是含混地说上党参“俗用不入服”，意即不及辽东参、高丽参。而到了唐代苏敬写《新修本草》却决口不提辽东参，别有隐情。《新修本草》成于高宗显庆二年(659)，而在总章元年(668)高丽被灭，唐政府在今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前，辽东大部分是被高丽占领，乃至唐太宗曾感叹说:“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至之度外”。这样苏敬不提辽东参，唐代民间人士或医家等坚持说上党参优于辽东参就容易理解了。

1.14 文字训诂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词义的学科，从而形成了大量的训诂文献。通过查阅古代训诂文献，往往有助于对中药名的理解，甚至可以在中药基原的考证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一味药物作“厚柎”，大家比较熟悉的与此相关的中药是“厚朴”，这两者是同一药物吗?查阅古代对“柎”字训诂考证发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对“柎”的释义云“《说文》:柎，阑足也。注曰:阑字恐有误，韵会本阑作鄂。柎、跗，正俗字也，凡器之足皆曰柎。笺云:承花者曰鄂，不当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则韡韡然盛。郭璞云:江东呼草木子房为柎，草木子房如石榴房、莲房之类，与花下鄂一理也”。可以看出，柎字的本意当指花托或子房之类。植物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的子房是由多心皮螺旋状聚生于圆锥形的花托上，结果时多少合生成一椭圆形的果状体，其形体与郭璞所说“子房如石榴房、莲房之类”完全相符，也与笺云“柎，鄂足也”义合。可以证明药物“厚柎”为厚朴M.officinalis的干燥幼果，与药物“厚朴”为树皮不同。

2. 横向对比——综合分析各种证据进行考证

以上是在进行考证时常常要用到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是技巧。但在运用某一方面的技巧获得某一结果时，最好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而要考从多个方面去寻找证据，证据越多，所下的结论就越准确。就好比侦探断案的还原现场，获得的资料证据越丰富，距离真相就越逼近。要综合分析各种证据，正面的，反面的，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排除不可能的因素，剩下的就是最接近真实的情况。如考证六朝前枳实的品种发现：第一，宋代《本草图经》始有枳实和枳壳的形态描述以及药图。其所附“汝州枳壳”和“成州枳实”二图，就其图形观之，二者叶全为三小叶组成的复叶，且多刺，成州枳实花果并存，这些特点，均与芸香科枳属植物枳Poncirus trifoliate (L.)Raf．(亦作枸橘)形态吻合。第二，从产地来看，《名医别录》云“生河内”(今河南焦作)，宋《开宝本草》云“生商州”(今陕西商县)，《图经本草》药图中记载为成州(甘肃成县)和汝州(河南临汝)，从柑橘类植物的自然地理分布来看，只有枸橘这个比较耐寒的种，能分布到上述北纬33.8～34.2°的地区。也就古语所说“江南为橘，江北为枳”。无论图文证据还是与古谚语中所说相符的程度，都说明在芸香科枳P. trifoliate (L.) Raf．是枳实、枳壳的使用品种，宋代以前使用的应该都是这个品种为正品。

再来考证六朝以前医书中所用的枳实是否为枳壳可以找到3条证据，第一条证据是枳实在方剂中的用药剂量，这已在上文详述，此不赘述。第二条，《名医别录》谓枳实“九、十月采”，说明当时所用的枳实是已经成熟的果实而非幼果。第三，陶弘景说:“枳实采，破令干，除核，微炙令香用”，可证实枳实是熟果，因为只有熟果或近成熟的果实才有核可去。以上3个方面的证据，均指向六朝以前所用的枳实为枳壳，可以较为确定得出这个结论。

综合分析也就是多重证据法，证据越多，所得出的结论越接近真实情况。

3. 纵向分析———运用历史演变的观念进行考证

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不同时期有所变迁，这个历史事实，不容忽视。因此在考证古方中的药物时就要有这种历史的观念，要注意考证同一药物在不同时期历史的基原。以通草和木通为例。《新修本草》以前的本草和《本草纲目》中收录的通草是木通科木通Akebia quinata (Thunb.) Decne．(《新修本草》:此物大者径三寸，每节有二、三枝，枝头有五叶，其子长三、四寸，核黑穰白，食之甘美。);南唐陈士良《食性本草》对此则称之为木通，不再叫通草。宋《本草图经》《证类本草》中的通草，品种复杂，木通科木通和五加科通脱木等均统称通草。明确以通脱木Tetrapanax papyriferus (Hook.)K.Koch为通草，始自唐陈藏器《本草拾遗》(《本草拾遗》:通脱木……生山侧，叶似蓖麻，心中有瓤，轻白可爱);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明确将通草与木通分开。而马兜铃科关木通非古代药用品种。

因为《新修本草》以前的通草都是木通科的木通，据此，《伤寒论》中的当归四逆汤之通草应是木通科木通。《千金方》中通声膏(五味子、通草、款冬花、人参、细辛、桂心、青竹皮、菖蒲)之通草也为木通科木通。而宋代由于木通和通脱木统称为通草，其方子中的通草是究竟是哪一种则要看方子的主治与功效。一般认为通草甘淡寒，诸清肺热助气下降而利水，其性降中有升，常用于湿热内蕴，小便短赤，能使胃气上达而下乳汁;木通苦寒，主降心火，引热下行而利水，其性降中兼通，常用于口舌生疮，心烦不眠，小便短赤，淋沥涩痛，脚气肿痛，能通血脉，通大便，通利关节，通瘀滞而下乳汁。明代以后由于木通与通草分开，则较为容易判断。

4. 重视宋臣改写的医书

值得注意的是：100首经典名方中，33首出自宋以前方书，其中《伤寒论》14首，《金匮要略》14首，《千金翼方》1首，《备急千金要方》4首，对这些方剂中药物的考证一定要小心。与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不同，宋人比较注重考据，勇立新说，刻意求新，以致行篡改古书。宋人这种轻易该书的弊端在医书的整理上表现的十分突出，如校正医书局所整理的《素问》《甲乙经》《本草图经》《脉经》《伤寒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论》《外台秘要》《金匮要略经》都经过了篡改。由于未经宋人整理的古书极少流传下来，故人们对宋人私改医书的作法以及这种做法给古医籍所造成的危害都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致于在古医籍的研究中遇到许多困惑而不得其解。

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现在所看到的《伤寒论》版本基本上是经宋臣整理后的版本，其药物组成均有“桂枝(去皮)”，这个“去皮”很难理解。但如果看唐以前的《伤寒论》散在在其他文献中的残文则可以发现，“桂枝”后并没有“去皮”二字，更为不同的是也几乎不称桂枝，而称桂或桂心。984年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中引用的《仲景方》中，有与“桂”配伍的桑根白皮汤，还有配伍“桂心”的半夏汤(据考证此二方可能传自3世纪后叶)，无桂枝。未经宋臣校订的由500年左右由陶弘景编撰的《肘后百一方》中，据考证，桂枝作为方名出现过一次，作为药名桂58次，桂心20次，肉桂4次，牡桂和桂肉各1次，桂枝未出现。藏于日本前田家尊经阁文库的古卷子本未经修改的陈延之《小品方》中肉桂出现16次，桂心出现1次，无桂枝。唐以后《医心方》中载有大量配伍归类的方剂，其名称除少数成为桂及肉桂外，绝大多数称为桂心，也出现了4首配伍桂枝的方剂。唐本《千金方》(未宋改本)中所有与桂类配伍的处方都是桂心。但唐代所说的桂枝仍是树皮而非枝皮，《新修本草》中解释桂枝和桂心的区别是:“嫩枝的肉厚的树皮叫桂枝，其除去木栓层的叫桂心”，可见桂枝与桂心在唐代并无太大却别。宋改后，林乙将桂的其他药名统一为桂枝，为了与唐代桂心相对应，在桂枝后加了“去皮”二字。证实唐代以用桂和桂心，是“半卷多脂”的树皮。宋代用桂枝取代了桂，入药部位变为枝条。这就为人们提供依据，唐代以前的桂枝汤中的桂枝应该不是以枝条入药，而是以树皮入药。直至南宋时期《伤寒发微论》始将桂分为肉桂和桂枝两大类。

5. 药物基原演变后如何确定

药物基原历代有所演变，那么在考订经典名方中的药物基原时如何确定呢?这里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其一，前文已证，宋以前以枳(枸橘)Poncirus trifoliate (L．)Ｒaf．作为正品枳实入药。然而在宋代《本草图经》“枳”的药物条文中说“皆以翻肚如盆口、唇状、须陈久者为胜。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即在宋代主流本草已经认为以“翻肚如盆口、唇状”为特点的芸香科柑橘属植物酸橙Citrusau rantium L．是枳的正品药物来源，而臭橘(既是枳)已被取代，不作药用。宋代以后诸多重要本草文献如《本草蒙筌》《本草纲目》《本草原始》《植物名实图考》均持此观点，说明酸橙C．aurantium优于枳P．trifoliate这一事实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得到历史公认，因此，应作为枳的正品药物来源。因此，在进行经典名方研发时，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方子，只要方中含有枳实或枳壳，都应以酸橙C．aurantium作为其正品药物来源。

其二，桂的药用部位在宋代树皮被改为枝皮，实属宋臣之误而导致，而被历代沿用而不知。这种情况则应恢复以前的用法。因此，宋之前经典名方中所用的桂枝、桂心、官桂等均应以树皮入药，而非枝皮。

因此，在对经典名方中基原有所演变的中药进行考定时，不应简单地确定为当时所用的药物基原，而是要结合历史的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后起的药物基原明显优于前代且有较为悠久的临床应用历史者，则应考订为较为优质的后起药物基原，而对那些由于历史错误所引起的基原变更者，则应考订为原有的药物基原。